• “述学”与“论政”的二重变奏

    李跃庭,男,34岁,东北师大附中语文教师,中教一级,教龄6年。2006年毕业于东北师大文学院,获得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同年考取本专业博士研究生,现博士在读。2012年第二届长春市教育科研型名教师,东北师大附中语文学科骨干教师。教学上秉承教,是为了不用再教;学,是为了更好的教这一思想,贯彻非教学性备课的理念,倡导非学无以质疑,非问无疑广识这一方法。出版著作一部,发表学术文章15篇。

     

    说明:本文系作者在“张玉新导师工作室”招收第二期学员启动仪式暨读书报告会上的读书汇报文字稿。

     

         述学”与“论政”的二重变奏

    ——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随感

    “张玉新导师工作室”学员    李跃庭

     

        即便唐人李义山留下了“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传世名句,对于芸芸众生而言,“晚年”毕竟是一段让人感到失落和无奈的生命旅程。不过,对于那些学思精深、望重士林的大师而言,“晚年”似乎不仅意味着经年的阅历与厚积的学养、也昭示着丰盈的记忆和独特的性情。无论是余英时先生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抑或艾恺先生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都以“晚年”的视界使我们对时下热议的“民国风度”拥有了别样的体认。

        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我走进了胡颂平先生撰述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948年底,在国共逐鹿东北的“辽沈战役”结束后,形势急转直下,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平津一带,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和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艰难的选择。一些对中共政权充满期待的人留在了大陆,另一些对国民政府旧情难忘的人则跟去了台湾。“无地自由”的胡适最终选择去国,开始了寓居美国纽约的十年天涯之旅。1958年,应邀担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回到了国民党治下的台湾,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四载的晚年岁月。

    恰好在这时,胡颂平走进了胡适的生活。

    通过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我们可以了解到胡颂平撰写《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以下简称《谈话录》)的背景。

    胡颂平和胡适之间的渊源其来有自。早在1928年胡适出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校长的时候,胡颂平就是该校学生,在思想上受过胡适的熏陶。1946年,作为国民政府公职人员的胡颂平曾经协助胡适代办很多教育部的工作。在胡适的晚年生活史上,胡颂平更是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胡适赴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胡颂平既是胡适的秘书,又担任他的私人顾问,同时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因此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机会来观察和记录胡适晚年的一切言行。于是,在胡适去世四年后,胡颂平便承担了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的任务,穷五年(19661971)之功,完成此三百万言的巨著。

    而我读到的《谈话录》,就是胡颂平未曾记载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中胡适晚年的珍贵的言行。对于阅读时别有会心之处,我往往圈点勾画。事后反观,依然感慨良多。一些思考和启示也就随感随记,在胡适的“述学”和“论政”两个方面都不乏体悟。

    “讲学复议政”,从而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不定,可以说是胡适心中终其一生的纠结所在。在陈平原先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一书中,我读到1944年胡适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只希望能留此余生,做完几件未了的学术工作。我不能做应付人、应付事的事业了。

    在同书中还转引了胡适写给汪精卫的一封信中的内容:

    一犬不能同时逐两兔,又积习已深,近年稍任学校行政,每苦毫不感觉兴趣,只有夜深人静伏案治学之时,始感觉人生最愉快的境界。

    与其他著述相比,日记和信函会相对真实地留下胡适彼时的心境,也为我们走进胡适的心灵世界提供了一条合适的路径。在这一方面,《谈话录》的价值自然不言而喻。

    假设与求证:《谈话录》中的述学篇

    先生今天清晨四时才休息。于是说起:“每天有六小时的睡眠就够。在此地,太太不在此,没有人管我,可以放肆些;我终觉得这么静的夜去睡觉太可惜了,多做点工作,好玩。”(195932日)

    先生是用吟味一首诗或一首词的意境来消磨病中的时光。196132日)

    这两天,先生在看《大藏经》的史传部。有时上床休息时,也带到床上来看。这么又厚又重的精装本在床上来看是非常辛苦的。护士小姐把它收好放在书架上,一会儿又被先生拿去看了。(1962115日)

    在我眼中,晚年的胡适是一个格外惜时的人,无论是日常生活抑或病中休养,大都手不释卷,笔不停批,口不断诵。一生热爱读书、崇尚治学,却因国事艰危难得余暇于此,以致成就有限,恐怕是胡适此生最大的遗憾之一。他的传世经典《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都是只有上册出版的“半途而废”之作,毕二十年之力研读《水经注》的作为也令后学不以为然。但无论怎样,你从胡颂平的观察和记录中依然可以窥得这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大师的执着与勤勉的学者风范。

    我的太太以前对人家说:“适之造的房子,给活人造的地方少,给死人造的地方多。这些书,都是死人遗留下来的东西。”196124日)

    三十七年冬,我在北平撤退时,只带了三部书,一部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部是《陶渊明集》,一部是钱牧斋的《杜诗笺注》。(1961520日)

    作为一个读书人,胡适对书的偏嗜是不言而喻的。持家主妇江冬秀对丈夫汗牛充栋的藏书多有怨言,也是可以理解的。近日,在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于伟教授的题为“陈元晖先生的教育学家之路”的报告现场,我有幸在视频中听到了陈元晖先生的一席肺腑之言。陈先生对当年教育系的教师们说:“你们不是读书少,而是读书太少。我每月的工资有一半都用来买书,我的家里空间不大,但是连厨房都到处堆着书。”想来,从这番语重心长的劝诫,我们也能体会“适之造的房子,给活人造的地方少”一句的蕴涵。对于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在“天地玄黄”的时代变局中,连自己爱惜如命的善本、珍本和大量藏书都无法保全,乃至随身携带寥寥三册匆匆离去,令人唏嘘不已。仅从他选择的这三部书来看,胡适的学术眼光和人格理想也足见一斑。

    今午饭后的水果是木瓜。先生又问:“《诗经》里‘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是不是就是今天吃的木瓜?”(1959124日)

    今早胡颂平到医院时,先生已经换过药了。先生说:“四本《基度山恩仇记》已经看完了……那三本的缺页、错字、译笔错误的地方,我都做了记号,希望他们不要把那三本丢了。”(1959416日)

    台大医院的护士徐秀梅、廖杏英、吴玉琳三个人来见先生,说:白居易《长恨歌》里“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两句诗,徐秀梅、廖杏英两人读的是“回头”,
    吴玉琳读的是“回眸”,她们争的不得解决,所以来请教,谁输了,要请赢的看电影。先生叫胡颂平去查《四部丛刊》和艺文影印《白氏长庆集》本,原来艺文翻印宋版本作“回眸”,《四部丛刊》影印明万历丙午秋吴郡娄坚的刻本作“回头”,第二天先生笑着对她们说:“你们谁也没有输,谁都不要请谁看电影了。”(1959429日)

    胡适一生受清代朴学和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从早年撰写深受蔡元培赏识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到晚年孜孜不倦地考证《水经注》,一以贯之地将自己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思想笃实践履。在品尝木瓜时,都不忘以比较的眼光审视先秦时代的“词与物”,在住院疗养期间还要对为消遣而重读的外国小说译本做一番校勘,至于为了护士们之间的打赌而指示秘书查阅古籍原典,这一系列细节无不彰显出胡适其人的“考据癖”。看似微不足道的作为,却恰恰使一个拥有敏锐的学术感觉、严谨的学术态度、求实的学术精神的学者形象呼之欲出。

    做研究工作决不能由别人代查的,就是别人代为查出来,还是要自己来校对一遍。凡写文章,一定要查原书。(1959330日)

    记性好的并不是天分高,只可以说,记性好可以帮助天分高的人。记性好,知道什么材料在什么书里,容易帮助你去找材料。做学问不能全靠记性的;光凭记性,通人会把记得的改成通顺的句子,或者多几个字,或少几个字,或者变更了几个字,但都通顺可诵。这是通人记性的靠不住。引用别人的句子,一定要查过原书才可靠。(1961926日)

    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1961126日)

    自己时时刻刻警告自己,写字不可潦草,不可苟且!写讲义必须个个字清楚,免得“讲义课”错认抄错;写杂志文章必须字字清楚,免得排字工人认不得,免得排错。字写得规矩与否,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是否负责任。我总觉得写字叫人认不得是一件不道德的事。(1961920

    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而言,“记性好”无疑是得天独厚的禀赋。事实上,无论是陈寅恪抑或钱钟书,其学术成就无不得益于此。胡适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记性好”恰恰是易于导致“天分高”的“通人”们出现舛误的地方。因此,胡适对于治学中“自己校对”“查原书”做法的强调,正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观念落实,这对于今天任何一个有志于学的人来说,都是切中肯綮的箴言。这种看似愚拙的“笨功夫”与世间少有的“绝顶聪明”相结合,在胡适看来,正是拥有“大成功”“大成就”的前提。这一观点,与晚清时曾国藩提倡治学者应力避“傲”“惰”二字的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毕竟,如胡适一般在写字时尚且保持一种“不可潦草,不可苟且”的自省意识的大师级学者并不多见,这其中流露出的对于“责任”的守持、对于“道德”的佑护,实在是令人钦敬有加。

    韩退之提倡做古文,往往也有不通的句子。在唐宋八大家里,只有欧阳修、苏东坡两人是写通了。1960321日)

    从现存的文字材料来看,“通”还是“不通”,确乎是胡适判断古人和今人的文章高下的重要标准之一。对于“不通”,胡适这样阐发:“骈文、律诗,都是对对子;一直到八股,还是对对子。可见对对子,是一条死路。”这显然与他当年留学归国前后首倡“文学改良”时“须讲求文法,不用典,不讲对仗”的思想一脉相承。即使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曾列举不下五种理由来强调“对对子”作为学生语文素养考核之标准的价值所在,胡适这种从语言入手改造文化和思想的路径,对于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的意义不可小觑。

    读至此处,又想起当年旁听立权师讲解韩愈《师说》一文时,曾与诸生探讨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一句的语病。也即应该论大小长幼,若论先后生于吾则应去,否则即为搭配不当的病句。初闻此论,即感醍醐灌顶;又见胡语,益觉诚哉斯言。王荆公所谓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言,实乃至论。

    今天先生谈起中学的国文选本,说:“所谓国文,是要文章写得好,可以给学生做模范;为什么要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党国要人的文章也作国文念了,他们的人很重要,但文章未必写得好。这些也编入教科书里去,其实是不对的。(1959423日)

    在将“党国要人的文章也作国文念”这一点上,看来冷战时期的台湾和新时期的中国大陆也并无二致。无论是我上学时语文课本中前任领导人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改造我们的学习》《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别了,司徒雷登》《沁园春 雪》《沁园春 长沙》等(此处并不涉及当前学界对于“毛文体”的重新评价,详见李陀、孔庆东、梁衡等的相关文章),还是我教书时语文课本中的在任领导人江泽民的《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无不是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政治化的篇章。如今,在新课标实验教材中,“党国要人”的篇章近乎无迹可寻,这至少也体现了一种观念的进步。胡适在半个世纪前的见解,令人不禁心生敬意。

    当然,从他这番话里,我们也可以依稀感受到“学统“与”政统“之间的内在紧张。于是,当时代危局和现实困境无法使胡适一心一意地治学时,我们就不得不正视这位被唐德刚称为“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在“论政”时的冷峻目光。

    容忍与自由:《谈话录》中的论政篇

    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其实容忍就是自由: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19581216日)

    从来经师对于耳顺的解释都不十分确切的。我想,还是容忍的意思。古人说的逆耳之言,到了60岁,听起人家的话来已有容忍的涵养,再也没有“逆耳”的了。(19581226日)

    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1959322日)

    我不主张革命,我只主张不流血的转移政权的;但不流血的转移政权之后用“反国家组织”来取缔人民的自由,我是不赞成的。(1961520日)

    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1962224日,【注】即胡适去世当天)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据说,这首小诗是胡适早年对于不得不遵从母命与发妻江冬秀成婚一事的感慨之作。事实上,无论是在婚姻里,抑或在政治上,胡适的内心都在“容忍”与“自由”之间挣扎。为了“爱惜羽毛”的缘故,胡适容忍了与韦莲司、陈衡哲、曹诚英、罗慰慈等一个又一个心心相印的中国或美国的女友挥手作别。为了争取有限的政治自由,无论是抗战抑或冷战时期,胡适都不得不容忍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所以,年逾不惑的胡适在自题小像中写下“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年近古稀的胡适把孔子所说的“耳顺”解释为“容忍”,也就都顺理成章了。

    从政治追求来看,“自由”是贯穿在胡适生命历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词。无论是他早年创办的《独立评论》杂志,还是他晚年策划的《自由中国》月刊,都践行着他一以贯之地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在当下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之时,回望胡适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直到生命走到终点的那一刻,依然对“挨骂”“欢迎之至”的襟怀,依然为“自由摇旗呐喊的身影,不禁令人心生感慨。

    个人有个人的身份,本着我们的知识,本着我们的良心,认为是对的,就应该说话。(1960312日)

    我觉得应该做的,只要百分之六十对国家有利,百分之四十被骂,我还是不怕被骂的。(196195日)

    我慎重考虑了一个星期,觉得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只有同意。我复了蒋委员长一个电报,大意是这样的:“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196217日)

    胡适及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批儒反孔的方式来展示自身告别传统的决绝姿态,但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涌动着一种基于儒家入世精神的使命的自觉。明人张岱在《四书遇》中说:“不知不可为而为之,愚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贤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圣人也。”在这个意义上,胡适亦不乏圣人情怀。以“良心”和“知识”为本,冒天下之大不韪,敢“说”敢“做”,这的确是中国古代士大夫“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承传,恰如梁漱溟念兹在兹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一生对宋人范仲淹《灵乌赋》中的名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倍加推崇。

    对于抗战爆发后,胡适尽弃前嫌接任驻美大使一事,余英时先生有极为精湛的分析。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一文中,他说:

    胡适毅然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使美国,完全是为了实现他早在1935年关于中日战争的一个充满着先见之明的构想,即中国在破釜沉舟、单独苦战三四年之后,终能促成太平洋的国际大战。即胡适在大使任内,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交恶,一心一意把美国带进太平洋大战,使中国可以有“翻身”的机会。

    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适对于抗战复国、民族解放的贡献的确是居功至伟。

    我不禁想起王汎森在《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三联书店,2012)中记载的傅大炮“轰击”国民政府两任行政院长的事件。作为当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导人之一、时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傅斯年,在1945年和1947年相继指控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贪污、渎职、擅权等多项罪名,迫使前者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的职务,亦使后者下台。从而使胡适、朱家骅、王世杰、翁文灏、蒋廷黻、钱端升一派以“清流”身份参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格在历史上熠熠闪光。

    想来,作家韩石山曾提出一个说法: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我却要说:鲁迅、胡适,都不可不读;尤其是青年鲁迅和晚年胡适。这也算是我读胡颂平先生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的心得之一罢。

    时间:2013-06-16  热度:666℃  分类:读书心得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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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5 个评论

    1. 回复
      王春

      想起两件事;大陆和台湾各有一位文化人去世后极尽哀荣,民间自发送葬,一为鲁迅,一为胡适。可见两人的文化影响。鲁迅去世后苏雪林组织了一批批判鲁迅的文章,准备结集出版,征询胡适之先生的看法,胡适之先生说,鲁迅终是我辈人。

    2. 回复
      王春

      后来苏雪林的书就没出。

    3. 回复
      张玉新

      电脑不知为何不能回复。苏雪林正当鲁迅去世的当口写了很泼的文章交给了蔡元培,被蔡元培压下了。

    4. 回复

      胡适先生对我来说是个迷,因为没有读过他的东西,但道听途说了很多,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当时很有名望,讲课演说极具感染力。
      第二,当时的有不少著名学者对他的学问很不以为,甚至认为他的学问不行。
      第三,主张民主自由,但骨子里还是流淌着士大夫的血液。
      第四,温文尔雅,待人谦和,深得忠恕之道,口碑极佳。
      第五,自已非常看重自己,认为自己非常人也,故对己要求严格。
      读了跃庭的引文,觉得可代表民国风度中的一格。和鲁迅先生风格差异巨大。
      一春风,一秋风;一米酒,一白干;一天涯明月,一怒涛霜雪。谁能走的更远,被后人想念,真真不好说。

    5. 回复
      小鱼

      1.周有光(108岁):以我的经历说,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时期、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
      五个历史时期里,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术成果,社会有言论自由,教师能教出好人才。现在说大师,都是那时候出来的。你可以一个一个查查,都是。这是事实,清楚得很,不用辩论。

      2.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其辉煌成就为世界所瞩目,开创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局面。蔡元培、胡适、傅斯年、陶孟和、陈寅恪等知识分子在乱离之世为学术的自由和进步所付出的辛勤汗水与不懈努力,天人共鉴。